趙怡：找回樸實、率真、友愛、感恩

第一財經日報：財富高速增長時期，面臨道德失範的問題，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嗎？

趙怡：這段時間在道德建設上的陣痛是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會經歷的。我在國外生活了好多年，就我的觀察，這種文化與經濟之間的不匹配帶來的陣痛期是每一個社會都會經歷的。歐美、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先後進入了這樣的階段，各自之間大約存在十多年的時間差。從上世紀60年代持續到80年代，臺灣經濟大發展，但同時成為一個賭博、詐騙盛行的地方。父子反目、缺乏誠信、人倫紊亂。 


但80年代之後，這種現象隨著臺灣社會逐漸自由和開放，有了很大的改觀。人們接受教育、讀書多了便能夠知書達理；大量臺灣人去境外留學，回來之後就會見賢思齊。就我看來，這個過程就是由封閉的社會轉換為開放的社會。

日報：現在的大陸在你看來是處於臺灣上世紀60年代到上世紀80年代所處的階段嗎？

趙怡：近20年來，大陸的財富和公共建設進步非常大，但是在人文方面反而未見提高。甚至可以說是被財富增長抵消。大國崛起，中產階層勃興、改革開放造就了中國富強，經濟起飛帶動了現代化，但也出現了貧富不均、社會失序、道德紊亂等後遺症。

前一段時間看了一部電影，叫作《我的少女時代》，原本以為這樣慢節奏的電影是不會讓我感興趣的，卻沒想到讓我看得老淚縱橫。這裏面沒有生離死別、燒殺搶掠的戲劇化情節，有的只是張海迪熱心公益、與人為善的故事。這裏面洋溢著的樸實、率真、友愛、感恩的情感是現在我們缺乏的。

日報：要重建道德秩序，中國傳統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如何和平共處，進而相互補充？

趙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些價值觀都是好的。但在我看來，很多人會停留在傳統文化中，因為固有的文化太溫暖了，形成了一個個體可以依賴的關係網絡。但正因為此，很多不公平也就產生了。我們不能躺在老祖宗的遺產上典當度日。宋朝的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文化、科技最為發達的時期。但是，到了今天我們不能僅僅守著這些文化遺產了。

所以，要做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們還在講“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的時候，西方社會已經是講究人人平等了。在美國，我感到美國的社會很公平，他們對待自己的朋友和陌生人一樣。我們的社會因為太注重人和人之間的固有關係就忽視了公平。為朋友兩肋插刀、為親人犧牲一切的時候，其實可能是抵觸了自己與整個社會的關係。

日報:要儘快走過陣痛期，關鍵在哪里？

趙怡：關鍵是建立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自由”、“開放”是現代社會的活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