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 趙 怡
人類文明自從工業化、都市化以迄，科學與理性漸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思維，追求創新成為人生於世的主要目標，以至於近一世紀以來，科技的演進一日千里，人類享受到空前的物質文明；但相對地，正如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所說的，現代人所處的環境已經從工業社會過渡到風險社會，生活中充滿不安定的變數。因此，面對現代化過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人們需要重新省思的應該是，在物質享受之外，大家都失去了些甚麼？
今之論者談世局，很難忽略掉快速崛起的中國。筆者趁著在大陸任教之便，得以親身觀察並參與彼岸人民的生活。不可否認的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大陸同胞的生活品質出現大幅改善，尤其在公共設施－交通、電信、傳播、文教、娛樂、體育等的興建與發展方面已臻世界一流的水平。漫步在上海的浦東外灘、北京的長安大街，乃至於杭州、無錫、南京、西安、大連、青島...這些所謂二線城市的市中心，任何一位來自世界先進社會的訪客恐怕都無法再以輕蔑的態度來看待這個東方大國的新面貌！可是，一旦融入當地的生活圈子，就會發現今日大陸庶民文化的內涵與素養竟一如舊貫的粗鄙低下！簡單分析一下，這種劣質文明應有兩個可能的來源：一是舊社會的餘毒未除，一是新時代的惡風又起。
先談舊問題
雖說改革開放有成，然而，即使在大陸的主要都市裡仍然存在著許多象徵人性黑暗面的死角，譬如插隊、喧嘩、吵罵、吐痰、丟棄廢物、販賣赝品等源自舊時代的反社會化行為；而在政府簽證櫃檯前、觀光景點售票處、交通車站入出口等地點面對民眾的執事人員，則普遍缺乏服務意識，絲毫沒有造福群眾的動機，更遑論救民苦厄、解民於倒懸的熱誠了；反之，舊社會裡盛行的官僚作風依然四處橫行。此外，整個社會彌漫著形式主義，像是多數高鐵車站都設有出入月臺的升降梯，但須用時卻經常發現正在「維修中」，試想，一座美輪美奐的車站大廳竟然無法讓老年或殘疾人士自由行動於其間，是多麼令人扼腕的事！
再看新危機
今天的中國大陸無論在國際政治、軍事武力、商貿金融、運動競技等各方面均已具有超英趕美之勢，但也由於財富的大量累積和分配不均而迸發了貧富差距、社會失序、價值錯亂等後遺症。新一波的純物質文明帶來了許多影響社會風氣的時潮，像嫌貧愛富、重利輕義等等。
近年來偶爾會受邀參加一些大陸官方或企業領導人的宴會，眼見主人大肆鋪張，極盡奢華，卻表現出一擲千金，了無吝嗇的豪邁，讓做客的我們在瞠目咋舌之餘，頗感受之有愧。這種現象，在二、三十年前，是絕不可能發生的。倘若國家富強、經濟起飛和人均提高的結果換來的竟是過度的奢侈浪費甚至贪污腐敗，如何能稱之為進步？
其實，回顧六、七十年代的台灣，也曾經歷過一段後經濟起飛的社會陣痛。當時，台灣錢淹腳目，政府官員時時以經濟成長、國民所得與外匯存底的數字和直線上升的曲線圖來彰顯施政的成績，卻任令社會沉淪，人心不古，道德淪喪、價值混亂。其時擔任總統府資政的李國鼎先生曾不只一次地指出台灣社會以產生財富與文化失衡的危機並深感自責。他隨即號召友好、舊屬多人一同投身公益，成立基金會，提倡「第六倫」，藉由發揚群我關係，提升個人與他人以及與環境的美好關係。很顯然，台灣社會能夠在頓挫與亂局中一次次地浴火重生，人們自我反省與改革的動力扮演關鍵的角色。
轉型社會中的文化傳承
最近，因大陸友人不恥下問，乃以「轉型社會中的文化傳承—台灣經驗談」為題在某論壇中發表拙見。ㄧ般而言，文化素養與品德規範當然得從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三方著手。筆者除了提醒大陸的父母平日應切實以身教、言教規範子女外，也建議各級學校須普遍加強學生們對中華傳統文化價值觀的認識。至於社會教育，有一道最方便的捷徑，就是加速社會開放的進程。衡諸世界各國，舉凡社會開放越早，進步就越快，因其能及早吸收到外面環境的新鮮空氣與訊息以獲得養份。中國大陸必須逐步打開封閉的門戶以推動改革，加速進步，例如鼓勵人民出國觀光、留學或與國際學術界、文化界進行交流合作，以及撤除傳媒門檻屏障，容許訊息的自由流通等等都可以大幅提升整體社會的文化水平。從歐美、日本到台灣，都是明顯的例證。
此外，在一個轉型中的社會中，公民的良好品德也可以透過實際參與公益互助行動而養成。舉例來說，台灣的公益、社教、慈善、宗教以及其他類別的公民團體多達6000餘個，絕大多數由企業或私人捐助成立，為自發性組織，平日推動會務所需人力泰半為義務工作的志工。據統計，在台灣，每18個人之中就有一名具志工身分。這些組織和它們的志工為台灣社會的安定祥和、進步繁榮付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也相當程度地彌補了因公權力的不足與不彰所造成的缺憾。
自2008年至今，兩岸交流日趨繁密，惟始終以「惠台」為主調。若大陸各級領導人都願意就國家的軟實力培育轉向台灣的成功經驗虛心受教，進而提升社會文明，改善公民素養，或許就能替未來的兩岸關係找到一個平衡點，對落實雙方的和平發展、共存共榮寧非好事一樁？
2012/04/12人間福報 人間百年筆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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